首先，身為女性，妳是立場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要踏進傳統的男性領域，就一定會遭辱罵——重點不是妳說了什麼，純粹因為妳張開嘴巴講話。相當常見的一句話是：「賤人，閉嘴。」要不然，就是誓言消除女性的言語能力。
我收過的一則推特訊息寫著：「我要把妳的頭砍下來強姦。」一名美國記者的威嚇者選取的推特名稱則是「無頭母豬」。另外還有一名女性收到的推特訊息寫著：「應該要拔掉妳的舌頭。」
這種聲音與性別的議題，也存在於網路小白的問題，以及在線上傳播的敵意——包括辱罵乃至死亡威脅。
我們應該小心謹慎，避免對網路較為惡劣的那一面做出太過自信的概括性推論。那一面會以許多不同型態出現（舉例而言，在推特上的呈現方式就與報紙評論區大不相同），而且犯罪性的死亡威脅又與純粹令人「不悅」的性別歧視辱罵全然是兩回事。各式各樣的人都可能成為攻擊對象，包括青少年死者的父母乃至許多不同種類的「名人」。
明白可見的是（儘管確切估計數字高低有別），犯下這類行為的男性遠多於女性，而且那些內容攻擊女性的頻率也遠高於男性。
不論我的經驗是否有參考價值（我的遭遇和有些女性相比實在是遠遠不及），我每次只要上電台或電視發言，就會收到也許可以委婉稱為帶有「不適當敵意」的回應—也就是說，那些回應超越了合理批評或合理憤怒的程度。
我相信這種辱罵背後的驅動力有許多不同因素。有些出自孩子的搗亂，有些出自喝醉的酒鬼，有些則是出自一時失去了內在抑制能力的人（這種人在事後通常會充滿歉意）。這些人與其說可惡，其實更多是可憐。
在我心情好的時候，我認為寫下這類訊息的人有許多都是出於失望，因為他們發現像推特這樣的工具，宣揚的民主承諾其實無從實現。按理說，這些工具應當可讓我們直接接觸當權者，並且展開一種新式的民主對話。然而，實際上卻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如果發推特訊息給首相或者教宗，就和寄信給他們一樣完全不會被閱讀—而且，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首相名下的推特根本也不是由首相自己撰寫訊息。她／他怎麼可能花時間寫那種東西？（不過，我對教宗就不是這麼確定了。）
我猜有些辱罵是對那些虛偽承諾感到沮喪之餘而發出的抗議，因此以易於欺負的傳統目標——「多話的女人」為攻擊對象。別忘了，女性不是唯一可能會覺得自己「無聲」的族群。
不過，我愈是檢視女性受到的威脅與侮辱，愈覺得看起來和我提及的那些古老模式相當吻合。
首先，身為女性，妳採取什麼立場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妳只要踏進傳統的男性領域，就一定會遭辱罵。引發那些辱罵的重點不是妳說了什麼，而是純粹因為妳張開了嘴巴講話。
這點也合乎那些威脅的細節，其中包括了各種可想而知的俗套，諸如強暴、炸彈、謀殺等等（我這麼寫也許顯得頗為輕鬆，但在夜裡收到這種威脅還是非常恐怖）。不過，其中有頗為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以壓抑女性的聲音為目的。相當常見的一句話是：「賤人，閉嘴。」要不然，就是誓言消除女性的言語能力。
我收過的一則推特訊息寫著：「我要把妳的頭砍下來強姦。」一名美國記者的威嚇者選取的推特名稱則是「無頭母豬」。另外還有一名女性收到的推特訊息寫著：「應該要拔掉妳的舌頭。」
這種凶暴的做法，目的就是在於將女性排除於男性的發言領域。看著這些瘋狂的推特謾罵（大部分的那些推特訊息正是如此），實在很難不聯想到下議院的男性議員大聲干擾女性發言，以致別人根本聽不見她們說話內容的行為——據說在阿富汗的國會裡，他們只要不想聽女性發言，就會把麥克風關掉。
反諷的是，女性遭受這種待遇之時，她們經常得到的一項善意忠告，卻正好會帶來那些辱罵者想要的結果：也就是女性的緘默。
別人會告訴妳：「不要批評那些辱罵者，不要讓他們受到注意；他們要的就是妳的注意。只要默默『封鎖』他們就好了。」這種說法，正是重現了女性在過去經常得到的那種「閉上嘴巴多忍耐」的忠告。而且，採取這種做法還有一種危險，就是那些惡霸占據遊樂場的行為，不會受到任何挑戰。
「有什麼實際有效的解決方案？」這項診斷實在沒什麼用。
如同大多數的女性，我也希望自己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一群女性朋友或同事，她們就一定會經常討論「崔格小姐問題」的日常生活面向，不管是在辦公室、會議室、議會廳、研討會還是下議院當中。我要怎麼讓人聽見我的論點？我要怎麼讓人注意到我的意見？我要怎麼成為討論的參與者？我相信有些男性同樣也有這樣的感覺，但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把各種不同背景的女性連結在一起，不論她們的政治立場以及從事的行業，那必定是干預失敗的典型經驗。
妳在一場會議上，妳提出一項論點，接著是短暫的靜默，然後過了尷尬的幾秒鐘之後，某個男性與會者又接續了他剛剛說的話：「我剛剛說的是⋯⋯」妳開口的結果簡直和沒開口一模一樣，結果妳只能怪罪自己和那些男性，因為那項討論顯然是他們專屬的俱樂部。
在愛德華．伯恩瓊斯（Edward Burne-Jones）繪製於 1896 年這幅深具「中世紀」風格的畫作當中，無法說話的菲勒美拉，將自己遭到強暴的遭遇織入了她身後的那塊布裡。
成功讓自己的意見獲得聆聽的女性，經常都是採取了某種「陰陽人」式的做法，就像法庭裡的梅西亞或者提爾伯里的「伊莉莎白」，刻意模仿男性修辭的若干面向。當初柴契爾夫人特地接受降低音調的嗓音訓練，就是因為她的顧問認為她尖高的嗓音缺乏權威。
這項做法如果確實有效，那麼加以指責也許有點說不過去。然而，所有的這類手法通常都會讓女性覺得自己仍然是外人，假冒著她們不覺得屬於自己的修辭角色。講白了，由女人裝成男人的模樣也許是有效的權宜之計，卻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
我們必須對我們修辭運作的規則從事更根本的思考。我指的不是「男人和女人說的畢竟是不同的語言」這種陳腔濫調（如果真是如此，那一定是因為他們被教導了不同的語言）。而且我的意思也絕對不是提議採取「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的那種大眾心理學論點。
我的直覺是，我們如果要在「崔格小姐問題」上真正有所進展，就必須回歸話語權威本質的若干基本原理，包括權威由什麼構成，而我們又如何學會在特定的地方聽出權威。與其推促女性接受嗓音訓練，藉此獲得低沉渾厚而且全然假造而成的說話音調，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思考潛藏在主導性的男性論述背後的斷層線與裂縫。
本文摘自摘自瑪莉．畢爾德《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由聯經出版授權原文轉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来源：Asia Travel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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