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龔佑霖從心理學看社會裡的道德疏離與個人的內隱信念，社會集體的漠不關心對於受害者來說又是更深切的一種傷害了。
讀了 5 年的心理學，寫了 2 年多心理學的文章，有時候我還是不禁會去想，要怎麼樣才能用心理學讓世界變得更好，而不只是停留在解釋、理解問題的階段而已。
在林奕含逝世之後，許多版面開始出現了性侵、性暴力的討論，很多過去未曾揭露的新聞，以及各自的過去經歷，都在此時一口氣的爆了出來。那麼，為什麼過去曾有這麼多人遭受不對等的性暴力、性侵，或是被補習班老師玩弄感情的事情，當事人都選擇隱忍呢？我想，「說了也不會有人相信我」、「家人反而會覺得是我的錯」、「甚至有可能會被他人譴責是我去挑逗對方」等等的內隱信念，讓許多受害者都選擇隱忍不說。（推薦閱讀：我是「不完美」的性侵受害者）
許多心理學的研究，都在探討內隱信念（implicit theory）的影響力，從小不斷遭遇親密依附對象忽略的人，通常也會帶有「我是不值得被愛的人」這樣的內隱信念，這是依附理論在談的事情；從小被教導智力是不可改變、再怎麼努力也沒用的人，通常會發展出「失敗就別再嘗試了」這樣的內隱信念，遇到挫折時往往容易選擇放棄，這是智力的定型信念在談的事情。無論是哪一個領域，內在信念往往和我們過去經驗，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中，女主角因被迫和老師發生肉體上的親密關係，在事情發生之後，女主角對自己有了許多的自責，對她而言，這些事情是只有男女朋友才會發生的，在這樣的信念之下，使得她產生了巨大的認知失調感，彷彿只有讓自己愛上老師，讓他們變成「情侶」的關係，這樣的事情才是她認知之中所被允許的信念。（推薦閱讀：【書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我不溫柔，世界太殘酷）
回過頭來，為什麼這樣的受害者，選擇的是將自己的生命獻給那位老師，而不是勇敢拒絕、勇敢出來指證呢？當指證換來的是「所以你拿了多少錢？」、「第三者去死」、「鮑鮑換包包」這些冷言冷語的回應，當加害者也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將她趕回他身邊」，當整個社會的冷言冷語，不斷傳遞出這樣的訊息時，正是不斷地在強化這樣的內隱信念，讓受害者覺得自己沒有權力多說什麼，也讓加害者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其實沒有多大的道德錯誤，藉此合理化自己的罪惡感，甚至根本不曾有過罪惡感的存在。（推薦閱讀：輔大性侵案反思：為何「保護自己」成了性侵犯的護身符？）
這學期正在修習的「動機心理學」一門課，恰好談到了類似的合理化行為，一篇關於貪汙的研究便發現，許多貪汙犯採取了許多類似的合理化行為，來減低自己內心的道德責任，譬如其中一名受訪者便提到了：「A4（受訪者代稱）雖然認為貪污是不對的行為，但是他的行為並不是貪污，他是在幫助朋友，幫助單位解決問題。由於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由正常的管道加以解決，或是由正常管道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免不了運用特殊的管道」，另一名受訪者則提到了「又沒有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這些錢他都用在部屬的身上，單位工作那麼辛苦，又沒有提供適當的休閒，他將結報多餘的經費拿來聚餐提升單位的士氣，沒有什麼不對」[1]。
透過這些合理化的方式，他們為自己道德上的錯誤找到了得以說服自己的藉口，也免於自我內心上的罪惡感。
這樣的心理機制，在心理學研究上稱為「道德疏離（moral disengagement）」，這個概念最早由 Bandura 所提出[2]，用以解釋不道德行為的發生，簡單而言，就是我們內在有一個道德機制，但在某些情況之下，我們違反了道德，此時我們心中會出現強烈的不愉快感、罪惡感，為了減輕這樣失衡的感覺（心理學上稱之為認知失調），我們會採取某些心理防衛機制，將不合道德的行為合理化。譬如「反正其他人都在作弊，我只是偷看了一題，相對而言比別人少得多」（優勢比較，Advantageous Comparison）、「都是那些女生穿得太少，我才會忍不住自己的慾望」（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3]。（推薦閱讀：性別觀察：「性侵我的不是酒精，而是你」史丹佛性侵案受害者給社會的一封信）
然而，當一個社會總是採取道德疏離的方式，來對待某一場域之中相對較為弱勢的人，久而久之，其實許多受害者也就失去了抵抗的力量，而加害者，或是其他不相關的群眾，則採取事不關己、道德疏離的態度，讓這些事情重複的上演。甚至連受害者本人的親人，也會吸收這樣的價值觀，「我女兒和其他人發生這樣的關係，讓我很丟臉，所以還是壓下來比較好」，進而責備當事人而不是加害人。
那麼，要怎麼減少道德疏離的發生呢？或許，重新檢視社會存在的這些內隱信念，這些人們常常不自覺出現而不自知的信念，或許就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當我們長期處於弱勢者的位置時，其實我們的自尊是會被磨得越來越低的。為什麼被霸凌的人不反抗？為什麼一段愛情關係中，旁人都看清了對方是一個不值得交往的人，當事人也過得很痛苦，卻遲遲不肯分手？當一個人長期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中，對於自我，肯定沒有什麼信心存在，他們對自我的概念是模糊的，對自我的自尊是低不見底的，又要怎麼讓這些人勇敢的鼓起勇氣反抗社會呢？「要是他們真的受害，為什麼不出來說呢？」這樣的一句話，又讓受害者更加地沒有容身之處。
千萬別以為我們不會在我們的話語之中，重現這些傷人自尊，讓當事人更沒有力量與自信可言的話語，許多學生總是會戲稱身邊沒有男／女朋友的人為「魯蛇（loser）」，在某些情況下，或許只是開開玩笑，但在某些時候，其實反而更加形塑了「有伴侶比較好」、「單身就是失敗者」的內隱信念，讓單身的人更加害怕單身，而有伴侶的人則更加覺得自己優人一等。（推薦閱讀：【賭城單身女子週記】社會對幸福的標準，是對單身者的拷問）
而要改變這樣的社會現況，或許唯有先停下來，重新檢視社會上常見的某一些習慣性的流言蜚語，是否會為這個社會型塑出不正義的內隱信念，若是更有力量的人，則可以透過各種媒材的創作、文字的書寫、演講的傳遞等等，讓這些信念得以重新被檢視、被省思。
房思琪這樣的悲劇，來自於許多社會上不正義的聲音，要減少房思琪這樣的悲劇發生，或許得從重新審思自我的內隱信念開始做起。
文獻來源
1.余一鳴（2016）。錯不在我！貪污犯合理化心理機制之探索。文官制度季刊，8(2)，53-87。2
2.Bandura, Albert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更詳細的道德疏離相關解釋，可參見：余一鳴、顏志龍（2011）。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間的調節作用。國立蓋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報，43(2)，477-498。
来源：Asia Travel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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