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是我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守護彼此的脆弱固然溫暖，但過度的依賴與鏈結，也未必是最好的解方。
「在我成人的過程中，有一個分水嶺一樣的時刻：我把那個時刻視為我作為一個青少年的終結一刻它是我認識到這個世界無法自圓其說的複雜性的開始——如果說在那之前我是一個充滿了憤怒和攻擊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後我對生活的負面情緒開始轉變為無奈和厭倦——但那也是我真正開始走上『成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識到父親有他自身的創傷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這個像寫作般給我們留言的粉絲一樣，為了逃離與父輩之間的不同，決心遠走，而在遠離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來越高的教育之後，卻發現自己與他們之間的罅隙日漸擴大。
她發現自己一方面感到與他們難以溝通，反感他們的價值觀，想要掙脫他們對她的控制，但與此同時，家彷彿又是一個永遠不能擺脫的地方——這種無法擺脫不僅體現在，每當他們出現的時候，總能輕易打破我們平靜的生活，他們輕而易舉地讓我們狂怒、暴躁、哭泣；也體現在，在離開之後，我們卻逐漸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們留下的底色。這種底色裡，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堅韌，還有明明反對卻不經意間沿襲了的行為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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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不論我們是否情願，我們或多或少地理解他們，我們看到他們的侷限和他們自身未解的問題，因而無法一味簡單地對他們感到怨恨和憤怒——這是一種更複雜無解的心情。（推薦你看：為你挑片｜《小偷家族》沒有血緣，卻是選擇彼此的家人）
在心理學領域，有這樣一個概念：「創傷的代際傳遞」（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創傷會被傳遞到他們的後代身上，而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話題。
它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它？創傷的代際傳遞有可能停止嗎？下面我們就來仔細談一談。
什麼是代際創傷？
代際創傷（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過 PTSD（創傷後應激綜合障礙）的機制，從創傷事件的第一代倖存者轉移到他們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創傷，這個過程也被稱為創傷的代際傳遞（Transumaal Traction of Trauma）。
對代際創傷的研究始於上世紀 60 年代，研究者在針對「集中營綜合症」進行研究時，發現集中營，大屠殺倖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現了大量尋求精神援助的情況。隨後，研究者發現，代際創傷有可能會影響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殺倖存者的第三代（孫輩）在兒童精神診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對於代際創傷的研究基本集中於三代以內，即通常來說限於能夠有直接接觸的範圍。
在討論創傷的代際傳遞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什麼是「創傷」。
創傷性事件通常指的是與（實際或威脅性的）死亡或嚴重傷害相關的事件，暴露在這樣的事件中，會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無助的情緒（APA, 1994）。而在「代際創傷」的定義中，創傷事件可以指的是廣義的，對於個體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種類型的創傷，比如虐待，親人犯罪，喪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狹義的，即集體性重大創傷事件，比如戰爭，屠殺，恐怖襲擊，自然災害，政治運動等等，這樣的事件往往會在較大的範圍內影響到某一個群體，甚至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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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由於近百年來社會的動盪和變遷，代際間的創傷傳遞格外突出社會性的集體創傷在近百年間屢屢發生我們這一代人（上世紀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經歷過「文革」（1966-1976），而爺爺奶奶那一輩人，則不僅經歷過文革，還可能經歷十年內戰（1927-1937），抗日戰爭（1937-1945）。他們兩代人還都有可能經歷三年自然災害，以及「大躍進」，「反右」等一系列發生在上世紀 50-70 年代之間的政治運動。
幾乎可以說，在中國早於上世紀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體性創傷事件的承受者；而與之同時，他們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務卻很少。這也是為什麼，代際創傷在中國可能是一個更為突出的問題。本文討論的重點，不是上一代個體經歷的創傷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而集中於集體性創傷事件帶來的創傷傳遞，因為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個角度。
創傷通過親子教養向下一代傳遞
近幾十年來，在對代際創傷的研究中，人們的關注點逐漸從直接的、具體的創傷傳遞（即父母在創傷後的精神症狀直接導致孩子的精神症狀，比如兩代人都表現出 PTSD 的症狀），發展到間接的、非具體的創傷傳遞（即創傷事件影響了第一代人的認知、情感，影響了他們作為父母／長輩的功能，進而影響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師 Plaenkers（2014）認為，集體性事件引發的代際創傷的特點是，那些無法想像、無法承受的創傷從個體記憶中消失了，經歷者試圖掩蓋和忘記它們；它們也從公共話語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時間以後不再被主流所談論。但它們仍然存在於個體的無意識中，通過教養模式，溝通方式，通過上一代人的「言傳身教」來向倖存者的後代傳遞。Albeck（1994）形容說，代際創傷對倖存者後代的影響，就彷彿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沒有傷口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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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的倖存者對後代的溝通和教養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點：
1. 對創傷的過度沉默或者過度分享
在和後代溝通的過程中，上一代人對於創傷經歷有兩種典型的處理方式，即過度沉默或過度分享，它們都是不健康的。
A. 過度沉默：
在創傷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會努力讓自己忘記那些痛苦的經歷，將這些記憶隔離起來，並壓抑自己與他人溝通的慾望，幾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1993）。
比如，在二戰結束後，德國的父母會不再提起戰爭時期的事情，孩子也會不去問自己的父母在納粹時期經歷了什麼，他們能感覺到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Tatlow, 2016）。儘管如此，後代仍然會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壓抑著的痛苦、憤怒或者悲傷的情緒。他們不會直接詢問，但會去努力猜測上一代人的感受，並根據自己觀察到的種種蛛絲馬跡，去拼湊一個故事的原貌。在中國，經歷過貧窮和迫害的家庭也會有類似的表現。
B. 過度分享：
與過度沉默相對應的另一種極端的溝通方式，是上一代人會以不恰當的方式去反覆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一方面可能會令他們的後代感到恐怖和害怕，產生一些歪曲的認知；另一方面，對這些經歷的講述也會造成衝擊，因為它們和後代所處的環境，經歷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經歷過飢荒的上一輩人可能會經常和孩子說這樣的話：「現在你經歷的這些困難都不算什麼，根本不能和我們那個時候相比」，或者，「我們小時候只能吃樹皮，一家人都在餓肚子，現在你能吃上肉就應該很滿足了，不要挑食」。
類似的頻繁表述很難被辯駁，它們有可能會導致過於嚴苛的教養方式，比如倖存者會以與自己相同或類似的標準去要求自己的後代，並不符合現在的生活環境；也可能會否認孩子現在所經歷的挫折和創傷，認為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產生懷疑感、被否定感。同時，也使得他們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價值觀和處境中，很難真正地相互理解，從而影響代際間的情感聯繫。
2. 過度控制
通過對美國老兵和大屠殺倖存者的研究都發現，倖存者的教養方式呈現出的顯著特點是過度控制。他們會突出表現為對孩子的過度保護或溺愛，以及過度苛求，比如制定嚴格的規範和嚴酷的懲罰等等，這都使得後代很難完全地脫離父母或長輩而獨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進行中國文革的心理創傷研究，他認為，文革所造成的集體創傷，使得經歷過它的人們懷有極度的不安全感，他們用一種充滿擔憂的方式生活，懷有巨大的成功壓力，執著於努力奮鬥，這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夠通過成功來保護自己，讓自己免於無助，更少地受到統治者或社會環境的影響（Tatlow, 2016）。
與之相應的是，他們會對自己的孩子也有著異乎尋常的對於成功的要求這一方面可能導致對孩子的忽視，即由於過於強調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忽視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導致虐待，比如對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識地傳遞社會規範和信念
社會學習論認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顧中完成社會化過程，從父母的照料行為中習得社會角色，從父母的身上觀察，模仿和學習社會規範和信念。與精神分析強調無意識地傳遞不同，這種傳遞是有意識地進行的（Kellermann, 2001）。（更多問題：有一種長大的過程，叫「過度教養」）
大規模的集體創傷事件，會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堅定的扭曲信念，進而傳遞到後代身上。比如，經歷過大屠殺，政治運動的人會傾向於不信任他人，他們會把這種價值觀不斷地灌輸給後代，會從小和孩子說「要時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讓孩子時刻保持危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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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際創傷的影響
創傷的代際傳遞會影響到倖存者後代自我身份認同的形成，影響到家庭結構，也會提高他們的精神疾病風險。
1. 自我（self）與任務的衝突
作為倖存者後代的孩子是肩負任務的。他們往往會對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過度認同，擁有對上一代過度的彌補心理等，認為自己有一些必須要承擔的任務（Kellermann, 2001）。
任務一：「修復」父母
倖存者後代的任務之一，就是接收、處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負面情感，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環境。
從精神動力學的視角來看，這些情感並不是被有意識地傳遞的，而是「在無意識中被轉移的」。在下一代成長的過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覺地外化了受創傷的自我，下一代人則無意識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壓抑的、沒有被充分處理的經歷、情感和情緒。這使得在一個家庭裡，孩子可能反過來成為照料者的「抱持性環境」（抱著環境，本意是指像父母對嬰兒進行抱持一樣，給孩子製造的一個安全、能夠消化挫折的環境），他們努力使得父母能夠走出那些創傷事件和負面情緒，同時適應變化的新世界。
任務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願望
無法成為獨立個體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願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對於成功的強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會將自己遭遇的歷史環境，創傷事件作為沒能達成人生目標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說「我們那時的考試難度是現在的好幾十倍，你要珍惜現在的環境，必須要考上 XX 大學」，或者在孩子成績下滑時責怪說，「要不是經歷了 XX 事件，我肯定會成功，不會像現在這樣，而你的學習條件這麼好，還不努力」等等。
任務三：復仇，改變，記錄
以色列的心理治療師 DinaWardi（1992）在對大屠殺倖存者後代的治療中發現，許多人都充當著歷史事件的「紀念蠟燭」的角色，他們會不自覺地想要為上一輩人表達或者做出改變。比如，有人會選擇激進的方式，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籲，幫助某個歷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網路上發起反納粹運動；另一些則採取更為迂迴的做法，從事一些幫助和保護他人的職業，比如律師、心理諮詢師、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公益從業者等。
對於創傷倖存者的後代來說，建立身份認同的過程是艱難的。他們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會感到這些任務與自己身份的衝突：幾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上一代的經歷，價值觀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倖存者的後代在家庭以外的環境（比如學校、工作、社交場合）不斷接受新的知識和生活方式，但同時，他們又被迫捲入上一代的創傷經歷中，去接受上一代因為創傷而被極大改變或塑造的價值觀，去和這樣的父母或長輩緊密相處。
在身份的建立過程裡，他們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如果選擇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會使他們自身感到巨大的衝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劃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會使上一代產生強烈的反對情緒。在很多時候，他們都既想維持和父母長輩的情感聯繫，又掙扎著想要與他們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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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為倖存者的後代，可能會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現在 PTSD、抑鬱和人格障礙的易感性上，這也被一些研究者稱為「症狀的傳遞」。不過也有研究發現，父母 PTSD 症狀的嚴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狀程度沒有顯著相關，但卻和父母經歷創傷後的家庭功能下降、負面教養行為的程度有關（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總結出，以下這些因素最容易引發倖存者後代的精神疾病風險：a. 後代在父母的創傷發生後不久出生；b. 後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雙親都是倖存者；d. 後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經有孩子喪生；e. 父母忍受了極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喪失，並且結果導致他們的生活被極度地擾亂；f. 在父母和孩子之間的依賴共生關係非常明顯，家庭關係的特質表現為「糾纏」關係；g. 創傷在家中被過少或過多地談論。
3. 對家庭內部機制和人際功能的影響
由於受到創傷事件的影響，上一代人的情緒反應可能是不穩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時迴避冷漠，有時卻敏感易怒，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間很難建立起安全型依戀（Kellermann, 2001）。對倖存者後代的研究發現，倖存者家庭內部的機制很可能體現為糾纏（Enmeshment）：這樣的家庭是一個高度封閉的系統，家庭成員就好像大海裡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島，他們只和彼此保持著緊密的聯繫，和其他人隔絕開。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會，覺得「外面很危險」有關。父母和孩子的邊界是極端混亂的，他們過度地捲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擔著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對彼此承擔著過度的承諾（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內部不正常的人際狀態，會讓孩子難以成為獨立的個體，難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際和社交關係。他們沒有在家庭中學會正常社會人際的規則和表現，在異常環境中習得了異常的人際解讀和應對方式，因此在正常環境中反而顯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倖存者後代，如何減輕代際創傷的影響？
1. 改變環境
離開家庭，被證明是有效地減輕代際創傷的方法。如果後代有離開家在新環境中生活的經歷，比如上學、寄宿等等，會幫助他們變得更獨立，更能夠反思自己家庭的內部機制。
2. 在確保自己的安全之後，可以嘗試鼓勵上一代自由表達情感和想法
如果創傷的經歷能夠用適當的方式分享出來，會大大減少創傷的負面影響，例如倖存者互助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環境。鼓勵父母輩說出壓抑在心裡的鬱結，對他們的精神健康有積極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確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狀態是平穩的，能夠承受父母的分享，不會被他們可能的情緒巨變捲入和傷害。如果你對此有所懷疑，請不要做這件事。 「請乘客先給自己佩戴好氧氣面罩，再幫助他人佩戴」就是這個意思。（延伸閱讀：重新定義餐桌的溫度：打破只吃飯不談心的家庭聚會）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長經歷，理解他們本身的缺失和侷限
作為倖存者的後代，你可以試著把自己和對方放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從而認識到，無論哪一代人都很難跳脫出自己的生長環境，都會受到時代的影響而產生一些問題和侷限，當幾代人的生長環境出現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於自己時代的思考方式。當你理解了這一點，就會減少對對方的怨恨情緒；同時，也能夠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學習的，哪些是不應該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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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雖然不盡如人意，可能也給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傷害，但在他們的位置上，他們也真的已經盡力做到了他們能力範圍裡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無盡的悲傷，卻也可以有所釋懷，可以讓你的人生真正屬於自己，開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来源：Asia Travel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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